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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经翻译的方式及八项必备修养

佛经入门 | 发表时间:2017-10-11 | 作者:钱歌川 [投稿]

佛经翻译的方式及八项必备修养

  叶恭绰著《遐庵谈艺录》中,有一篇题为《由旧日译述佛经的情况想到今天的翻译工作》的文章。内容主张我们必须仿效前人译经的方式来从事翻译,才可免除近代译书的粗制滥造的流弊。他虽不同意墨守成规,完全依照“译场”的办法进行,然他对于那种方式确是很赞成的。他的这种见解我们都具有同感,因为谁都知道翻译必须认真彻底,才能搞好,而翻译佛经的方式是最认真,而又最彻底的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,古代“译场”的情形,到底是怎样的。

  中国进行有系统的翻译工作,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(公元六十七年),直到北宋为止,前后达九百年之久,其间完全采用一种叫做“译场”的方式,即许多人通力合作,在严格的分工制度下从事翻译工作。我们普通人说到翻译,都是指的一个人执笔的翻译,而不是指许多人一块儿来译一部书。清朝末年的“译学馆”,乃至以后的编译机构都未曾作此尝试,虽个人的译作,也都没有什么成绩表现。

  据曹仕邦的考证,中国在隋朝以前的译经方式,有点像现今的演讲讨论会,组织比较松懈,结果费时失事,事倍功半。因为隋朝以前是由主译公开在大众前一面翻译一面讲解,在场的任何人都可以跟主译辩论。那时主译的声望愈高,听者愈众,如鸠摩罗什在关中作主译时,便有徒众三千,他们当中有不少是从分裂的中国各地来的,因什公名气大,三藏兼明,所以热心闻法的人,纷纷越境而凑辐长安。这数以千百计的听众,对译经的帮助,并不太大,至多只能收集思广益的效用,使真理愈辩愈明而已。

  译场上讲经是对不懂梵文或西域文的华人,来讲解原用梵文或西域文写的佛经,所以主译先诵读原文的经文,然后再随口译为汉语,如果主译不通汉语,就由“传语”负责口译,再由一弟子负责记录,称为“笔受”,即是用笔来接受的意思。笔受的任务是主译随时口译多少,他就记录多少。有些佛经是梵僧来华后凭记忆背诵出来的,而不是他们携来的写在贝多罗叶上的原文,遇此情形,就得再增设一位专门负责记下梵文的笔受。

  主译或传语将原文口译成汉语,再由笔受记录下来,只是完成了初步的工作,因为这儿口头译出的经文,还得由主译加以讲解,听众加以辩难,直到在场的人都彻底了解,毫无疑问时,才算定案。

  现在新式的教学法,决不限于教师一人讲解,在一节课中常分为讲解、讨论、测验三个部分。现新加坡大学校外进修系的课程,每次也是规定一小时讲解,半小时讨论。佛教讲经,特别注重讨论,历来都要听众向法师质询和辩难,相传佛陀住世时讲安般守意经,弟子们无人能提出质问,佛陀只好自己化作两身,由一化身发问,另一化身作答,借着彼此的问答和辩论、引导弟子们进一步的了解经义。从这传说看来,可见讨论辩难是很早就实行有效的传统方式。后来在中国译经时,仍然要采用它,也是当然的。

  译场上译经,除了传话和笔受的实际任务外,听众也各自作出笔记,作为讨论的张本。前人记载鸠摩罗什译维摩经的经过时,有两句名言说:“因纸墨以记其文外之言,借听众以集其成事之说”。前句指主译的解译经义,因为解经时听说的话,都非佛经本文,故称“文外之言”;后句所言,如听众不作笔记,他又从何借他们“听”到的“成事之说”,而将之集合整理起来呢?

  集合听众的笔记,可助译文的写定。对翻译上听众常有一得之愚,足供大师采用,例如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时,曾拿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作参考,其中卷五受决品有一句话,法护译作“天上视世间,世间得见天上,天上世人往来交接”,罗什认为虽能保存原意,而嫌不够典雅。于是僧睿提议改译为“人天交接,两得相见”,什公很高兴地接受了。

  当笔受处理译文时,自然要完全掌握主译对经义的解释,所以除他本人所记的以外,还要集合听众的笔记来作参考,以便从许多记录中归纳出真义来。这样译成之后,还须跟原文校勘,才能成为定译。校勘工作最初由通汉文的主译自任,或归传语负责,后来另设专人。译文的用字问题,在检校时可作最后决定。这种校勘工作,极为认真,常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,一校再校,慎重可想。

  隋唐后译经的方式稍有改变。隋炀帝时设置翻译馆及翻经博士。当时的高僧彦琮,俗姓李氏,尤精于译事。译经一百馀卷,合二十三部,晚年著《辩正论》以流传后世,作为翻译佛经的准则。他说佛哲传经,深浅随缘,译事不易;虽精心审度,仍难臻恰当,为求圆满至善,宜有八备。所谓八备,就是参预译场的人所应具备的八种条件。

彦琼的翻译八备,原文如下:

  诚心爱法,志愿益人,

  不惮久时,其备一也。

  将践觉场,先牢戒足,

  不染讥恶,其备二也。

  筌晓三藏,义贯两乘,

  不苦暗滞,其备三也。

  旁涉坟史,工缀典词,

  不过鲁拙,其备四也。

  襟抱平恕,器重虚融,

  不好专执,其备五也。

  耽于道术,澹于名利,

  不欲高衒,其备六也。

  要识梵言,乃闲正译,

  不坠彼学,其备七也。

  薄阅苍雅,粗谙篆隶,

  不昧此文,其备八也。

  其中:

  第一个必备的条件是:应具备诚心、善心、恒心。自己对工作本身,诚心地爱好,而又立志要帮助不懂原文的人,以献身译经事业的精神,来从事翻译,所以不怕年长月久的工作。

  第二个必备的条件是:从事翻译的人,要遵守一切戒规,并有良好的品德修养。

  第三个必备的条件是:佛典分经、律、论三大类,合称三藏。两乘指大小乘,包含深玄义理,以慈悲博爱,拯救众生的是大乘,修行者见解狭小,倾于烦琐理论的是小乘。翻译的人应先通晓经论律规,译出经来,才能意义允当,通畅明达。

  第四个必备的条件是:坟史指三坟、五典、三史等书。要博览中国的经史,对于用典遣词,才能适切地运用,不至拙于应付。

  第五个必备的条件是:要有忠恕之心,虚怀若谷,才能集思广益,不至固执己见。

  第六个必备的条件是:重道、淡泊、平实。要崇信道术,才能不求名利,一意弘扬佛法,决不好高立异。

  第七个必备的条件是:要精通梵文,明悉译事,才不至有失经义。

  第八个必备的条件是:苍雅指古时辞典的三苍尔雅,篆隶指秦汉时代的文字,翻译者须有良好的国学根基,对古辞书与文字学均有相当研究,所译才能文从字顺。

  以上八项原来虽是为翻译佛经而说的,但对于从事任何翻译工作的人,都是很实际的指导原则。

  隋朝设置翻经馆时,曾“下敕搜举翘楚”,又“置十大德监掌翻译”,可见过去那种演讲讨论会式的译经方式,至此己趋于淘汰,转而向精选助手方面求发展了。唐初,西僧波颇译宝星陀罗尼经时,诏选助手十九人,分证义、译语、执笔三种职务,所谓证义是新方式中的一个特色,前所未有,其任务是“证已译之文所诠之义”及“与主译评量梵文”。前者指审查译文,后者指他们跟主译讨论原本义理。

  波颇的助手慧颐,为文笔知名之士,玄奘助手负责证义的灵润,未进译场前已是一个精通义理,善于讲经的人了。他能“问难深微”,遇上已译经文“词理有碍,格言正之”,而为“众所详准”。玄奘另一位证义助手道因,也是了不起的人,因玄奘“每有难文”,不易译出的,必找道因“同加参酌”。从前老早就有了的“笔受”,后来更分出“缀文”和“润文”两方面,因为穷一人的精力综理全部译文,未免过劳,于是渐增笔受人数。唐贞观二十一年,玄奘译瑜伽师地论时,“承义笔受”的有八人,“受旨缀文”的又有八人,到了显庆元年,玄奘的译场中又增加“润文官”一个职位。这是唐高宗应玄奘的要求,下敕命于志宁、来济、许敬宗、薛元超、李义府、杜正伦六位文臣,给新译的佛经“时为看阅,有不稳便处,即随事润色”。负责缀文的道宣,撰有续高僧传,大唐内典录,广弘明集等书,他本身又是律宗的祖师。由此可见,译场的人数虽然减少,但参预的人各具专长,使译场成了专家的集会所了。

  润文官大都是敕派,但也有自己请求的,如大宝积经进行翻译时,中书侍郎崔湜走到翻经院,见在场的人皆一时之选,不禁有“清流尽在此矣”之叹,于是上奏要求加入润色。崔湜自动参加译经的原因,是因为他觉得译场中人不论僧俗,都是饱学之士,无异是一个学术集会,他参加进来,在翻译工作之馀便有机会和他们切磋琢磨,以增进自己的学术修养。由这故事便可见译场的学术空气是何等的浓厚。

 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译场助手的分工情形。东晋南北朝时是没有“证义”的,那时译场中负实际责任的是“传语”和“笔受”,正所谓“义之得失由乎译人,辞之文质系乎执笔”,即传语负责意义,笔受负责辞藻,故笔受之选以文学修养为首屈一指,懂不懂梵文倒无所谓。

  北宋初年建筑的一所译经院,内分三堂:中堂为译经的所在,东序是为润文用的,西序是为证义用的,证义一门又分出许多新职,故有所谓“分职证义”,及“证义正员”等名义。其实,早在玄奘的译场中,证义中已分出的部门,便有“字学”及“证梵语梵文”。“字学”又叫“正字”,专审查译文用字的得失,属于中国音义训诂学的范畴。“证梵语梵文”又简称“证文”,专审查梵文原本的字音字义,是属于印度声明学的范畴。上面提到的崔湜,就会做润文官兼“正字”,如开元释教录卷九义净传上便提到义净的助手中,有“兵部侍郎崔湜,给事卢粲等润文正字”。到这时“正字”已由润文官兼任,有时索性取消了,但专管原文方面的“证梵语梵文”,却另行发展为好几种新职了。

  第一种是“证译语”,首见于武则天时菩提流志的译场中,由一位出生和落发都在中国的印度籍僧人慧智担任此职,专审听他们的汉语口译有无错传主译的话。后来唐中宗时华人义净的译场中也设置得有这一职位,仍由外国居士担任。

  第二种叫“证梵义”,武则天时义净译场中设置,职责为“明西义得失,贵令华语不失梵义”。

  第三种叫“读梵本”,是义净时置,他本人梵文虽好,但要读诵得声调正确,仍以印度人为佳。

  第四种叫“证梵本”,也是义净所设置的。这是为考证梵文原文的内容,注意梵文形式的表达,遇上原文有讲不清楚的地方,要能够加以解释,使原文意思能正确地表现出来,不致有误。

  从这四种新职来看,翻译工作较玄奘时更有了进展,人们已体会到翻译以理解原文为第一要义,故不特把证义再细分为若干部门,且聘外国人为助,以收事半功倍之效。

  到了唐德宗贞元年间,“证义”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,如不空译场中有“证义”十一人,另有“校勘”三人,“检校”一人。般若译场中的“检勘”和“详定”,只是名义上的改变而已。北宋译场完全承袭唐代旧规,分工方面再没有什么新的发展了。

  文章出自钱歌川《翻译的基本知识》,题目为编者所加,原题为“佛经的翻译方式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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